燕哙王时期发生的子之之乱，引发了齐国和中山国的入侵，给燕国造成了巨大创伤；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东胡势力强劲，成为对燕国的重要威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燕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危机，亟需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公元前312 年，燕昭王即位，他励志图强，广纳贤士，同时开始考虑再次迁都，以躲避戎狄和防御齐赵，并最终将新都选定在易水河附近的武阳城。此处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迁都至此实现了燕国政治中心的南移，有效地提升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纵深。经过精心治理和规划建设，武阳城迅速发展成燕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度成为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诸侯国都城，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燕下都。
燕昭王在位期间，励志雪耻，为了招揽天下贤士，他厚待郭隗，并为郭隗筑造宫殿，以师礼相待，进而实现了“以延天下士”的人才策略。可以说，燕昭王为郭隗所建的这座宫殿是带有宣传性的战略举措，是以此向天下士人展现其爱才之心。因此，这一宫殿的选址必定在当时燕国都城范围之内，这是符合燕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在历史上，燕国曾多次迁都，并曾一度实行多都制。因此，黄金台选址于燕国的哪座都城，还需进一步的分析。为初步确认黄金台的大致位置，现将燕国历史及其都城的迁徙过程进行简要梳理。
西周初年，燕国受封后，首先建都于董家林古城，并长期受到戎狄等少数民族的侵扰。至西周晚期，燕国吞并了相对弱小的蓟，并在此完善城池，营建新都，从而使原琉璃河都城的地位逐渐降低。春秋早期，戎狄势力达到顶峰，这使得燕国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也直接促成燕国在春秋初年再次迁都，燕桓侯时燕国将国都向南迁徙到今河北容城南阳遗址，以躲避山戎势力的威胁。燕庄公时，山戎于公元前664 年大举进攻燕国，燕国被迫向齐国求救，齐桓公救燕之后，燕国又将国都迁至蓟，逐渐恢复国力。到燕国第三十四世国君釐公继位时，北部的游牧民族东胡开始强大起来，燕文公时燕国再次营建新都，在南阳遗址东侧营建了一处新都，即今古贤村城址。但春秋战国之际，齐、赵两国日渐强盛，为缓解来自齐、赵等国的压力，燕国又在北方再建都城，于战国早期从临易向北迁都至中都窦店古城，自此窦店古城便一直作为燕国多都制下的一座重要都城来使用，并在战国晚期进行过全面修整。其后，燕哙王时发生子之之乱令燕国严重受挫，复国继位的燕昭王于易水河畔另建下都。到战国末秦破燕都后，燕王喜和太子丹率兵退守辽东，以襄平城为都，直至燕亡国。
通过梳理燕国都城的营建与迁徙情况，可知燕国曾实行多都制，燕昭王在位时燕国主要的都城为中都窦店古城和下都武阳城，此时上都蓟城的都城作用已基本丧失。因此，燕昭王为郭隗筑宫的历史事件应大致发生于窦店古城和燕下都这两处燕国都城或其附近。
三、各地所见“黄金台”辨析
前文已述，黄金台当兴建于燕国都城或其附近，这初步缩小了讨论范围。在已有探讨黄金台位置的研究成果中，符合上述要求的主要有燕上都蓟城说、金台陈村说和北章村说，三种观点各执一词，分歧较大，似乎各有道理。但经考证后发现各观点均可待商榷。
（一）燕上都蓟城说
认为黄金台位于上都蓟城的成果以李文辉的《千古金台安在哉》为代表，作者认为“燕自十八世主襄公至四十三世主燕王喜灭亡，一直都蓟，其间的三十九世主燕昭王都蓟，自无疑义”[6]，并以“昭王国都在蓟城”为出发点认为黄金台位于上都。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作者以燕昭王所在都城为线索作为寻找黄金台的思路，但燕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迁都，却是不争的事实，更是反复被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前文对燕国都城的迁徙状况进行分析，可知燕国在历史上至少使用过七座都城，并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行多都制，尤其是在战国时的中都窦店古城和下都武阳城最为突出。实际上燕昭王时，蓟城的都城作用已经逐渐丧失，且地位也开始弱化，远不及中都窦店古城和下都武阳城。更为重要的是，励精图治的燕昭王更为重视其自己精心策划营建的燕下都，从历史逻辑来看，这座展示统治者礼贤下士高贵品质的宣传策略，绝不会安排在一座“废都”，而更应选择在中都窦店古城或下都武阳城之中。
关于北京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黄金台”，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探讨，当地“燕京八景”之一的“金台夕照”曾先后建有两座，分别为金代和清代所筑，皆是时人追慕先贤所后筑[7]。另外，从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傅逮的《述游赋》来看，文中有“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芒”之句，可知黄金台应在良乡之南，并且站于金台之上，能够观看到下都全景。因此，综合文献记载、燕都迁徙以及历史逻辑等方面的考虑，燕昭王所筑黄金台绝不应在上都蓟城。
目前燕中都窦店古城同样未发现任何疑似“黄金台”的遗迹，那么良乡之南的燕昭王时期的燕国都城，便只有下都武阳城了。笔者曾随河北大学博物馆馆长李文龙先生到定兴考察，可以肯定的是，燕下都外围金台陈村和北章村的两处基址确为战国遗迹，但金台陈村说和北章村说均具有可待商榷之处。
（二）金台陈村说
金台陈村说主要以1997 年《定兴县志》和洛保生、孙进柱的《黄金台考》为代表。《黄金台考》一文主要以 1997 年《定兴县志》为材料，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金台陈村的战国台地遗迹即为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8]。但需要指出的是，1997 年版《定兴县志》在记述黄金台时，相关资料十分匮乏，又缺乏实地考察和走访，其主要参照的是 1931 年的《定兴县新征志料》。
因此，与民国时的《定兴县新征志料》一样，新编《定兴县志》对于黄金台的记载难免会存在一些错误。如其记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后土台渐被民建所用，台基全部变为村民宅居区，惟古井独存”[9]。而据考古材料显示，当时金台陈村土台尚余10 米见方，且该土台至今尚存，据《燕下都》记载，金台陈村处的“金台”夯土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方形，长、宽各约 10、高 7 米”[10]748。就此来看，以《定兴县志》作为核心材料进行论证是有失妥当的。
同时，论证者还将金台陈村土台所见碑刻《重修金台寺记》作为佐证资料。但此碑文已漶漫不清，经反复辨认，可知此碑为明正德二年（1507）所立。若金台陈村说的观点成立，那么在金台寺重修的两年后，钟芳在《登黄金台记》中记述了自己登黄金台的景象：“正德己巳春，予过易州。客指黄金台偕往视之，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如果金台陈村的台基为战国燕昭王所筑黄金台旧址，且于明正德二年在此重修金台寺，那么为何两年后钟芳登上黄金台时便又是一番“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的景象呢？而且这两年间并未有当地发生严重灾害或社会动荡的相关记载。因此，这两种史料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可以说，持金台陈村说的核心材料与佐证材料都不具可信度。实际上，明正德二年重修金台寺，也是后人出于对黄金台文化的推崇，而对历史遗迹所进行的“再造”。总之，金台陈村说是难以信服的。
（三）北章村说
黄金台位于北章村的记载，主要见于清康熙十二年《定兴县志》、乾隆四十四年《定兴县志》和光绪十六年《定兴县志》，近年来在定兴一带，尤其是在北章村村民间引发了较大影响。
上述三部清代《定兴县志》体例、内容基本一致，关于“黄金台”的记述几乎没有差别，其中康熙、乾隆两朝《定兴县志》均有“故址在县西三十里北章村”的说法，光绪朝《定兴县志》的表述则为“黄金台在县西”，结合三部县志来看，皆认为金台禅院就在黄金台的旧址，而金台禅院也就是隆兴寺。这是此说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三部县志关于黄金台记载的可信度是有待商榷的。
县志中古迹卷下明确指出：“周官诵训道方志土训道地图，此志乘记古迹之所由来也，顾代远年，湮传闻异词附会失实者不少，如青冢在塞外而本邑有青塚村，遂谓昭君墓在此，此不辨而自明者，然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以俟怀古者之考证焉。”[11]这表明，当时编纂此志时，编写者已经注意到文中记载的一些古迹存在明显“失真”，但还是本着“宁过而存之”的原则予以记载。因此，若将清代三部《定兴县志》对于黄金台的记述作为金科玉律，是极不可取的。
实际上，即便暂以上述县志记述为真，那么《重修金台记碑》又如何立在金台陈村，而不在北章村呢？事实在于，与明代一样，清人同样早已不知黄金台旧址所在，县志所记也是受民间传说影响的结果罢了。
再者，有人援引《金台舍利塔之记》作为北章村土台为黄金台旧址的辅证。经考释，此碑立于大金承安四年，即公元1199 年。若碑下土台为黄金台旧址，那么在三百余年后，明人钟芳于 1509 年登黄金台时，已发现黄金台“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而清代三部《定兴县志》又都坚称金台寺在黄金台旧址，可成书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两部《保定府志》却并未提及黄金台上有金台禅院或金台舍利塔。这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明人对黄金台与金台寺关系的认识理应胜于清人，若黄金台上设有金台寺，为何明代方志丝毫未记而清代方志却记载甚详？其原因依旧在于清代三部《定兴县志》对古迹的记载是本着“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的原则修订的。
所以，同金台陈村说一样，北章村说法依旧缺乏可信材料，其记载和推断是很难成立的，当地的土台绝非黄金台旧址，如果仅仅根据后世县志来推断黄金台的旧址，显然难以得到正确结论。
四、《水经注》与考古所见的“黄金台”
既然燕下都外围所见的两处土台均不是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那么真正的黄金台旧址又该在何处呢？通过梳理燕下都发掘材料，并对照《水经注》对“金台”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地下夯土基址最有可能是黄金台旧址。为便于讨论，现附《水经注》原文如下：
其水之故渎南出，屈而东转，又分为二渎。一水径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侧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台，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北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12]105
根据文中“一水径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可知，故安城即武阳城东南小城，即燕下都东城内的一部分。这是确定《水经注》文中易水范围的关键，按其所记，其描述内容与燕下都的考古发现基本一致：“其水之故渎南出，屈而东转，又分为二渎”，其中“故渎南出”正是燕下都东西城间贯通北易水与中易水的“运粮河”，即发掘报告中的 1 号河渠遗迹。“屈而东转，又分为二渎”，则是 1 号河渠遗迹在东城隔墙附近向东分为南北两部分，即隔墙北侧的 2 号河渠遗迹与隔墙南侧的 3 号河渠遗迹并称为“二渎”。“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中所指为东城隔墙北侧的 2 号河渠遗迹（见图 1）。
《水经注》后文提到，该“金台”即为“黄金台”。据“陂北十余步，有金台”可知“黄金台”在陂北十余步。因此，确定“金台陂”和“陂”的位置与范围，成为推断“黄金台”旧址的关键。
从记载来看，当时郦道元在燕下都内是可以见到面积较大的积水和人工水岸的。这一点与北魏时期北方一度的多雨和洪涝不无关系，仅《魏书》记载的大规模水灾便多达二十余次，可以说北魏“水灾发生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有时是相隔两三年发生一次水灾，有时是一年内多次发生水灾”[13]。而这也是造成“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在燕下都张公台南侧发现有一处“内湖”，“保存在地面以下0.5 米，堆积有流砂、淤泥和黑胶泥土”[10]21，但其范围却不及郦道元所记广阔，似乎略有不合之处。然而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予以解释。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长久以来，并无学者对《水经注》这段文字中的“陂”进行重点关注。“陂”与“坡”古时相通，多数写为“陂”，又作“坡”，读音则同“陂”[14]。《说文》中“陂”与“坂”均释为“坂”，但“陂”又含有“池”的意思。《广韵》引《书传》称：“泽障曰陂”，具有堤坝的意思。因此，“陂”可以指池塘或水坝。生于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陂的运用上可能是应用了它的两个本意，前文之“陂”或指其游历所见金台附近规模较大的人工水塘，后文之陂或指人工环构的围水堤岸，而当时雨水丰沛，又时常发生水涝，加之本已荒废的燕下都缺乏修葺，战国时的水利设施多因水患而面目不再，此时又值雨季，故郦氏眼前的“陂”可能并不规整，而且也并非单指水塘，而是还包括与之混为一体的整个被水流湮没的水利结构。而这一水利工程的范围，是能与燕下都东城北部的人工河渠范围基本相合的。
另外一种原因可能是《水经注》流传版本的讹误造成的。《水经注》版本甚多，早在1948 年 12 月，胡适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举行过“《水经注》版本展览”，当时展出了九类四十一种之多[15]。因此，后世很难找到完全呈现《水经注》原貌的善本，且各版本间多有差异，在流传过程中常有难以校正之处。如本文所引1933 年版《水经注》，在行文“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下有按：“近刻讹作东西六七十步，南北有金北五十步。”[12]此句虽是注明编者当时所见其他版本的误刻，但细读这段误刻文字，可以发现存在误刻的这一版本对金台陂的规模是有着不同记述的：“陂东西六十七步，南北五十步，（……）北有金（台？）”，从侧面证明在《水经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有“东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的版本。可惜笔者并非郦学专家，更未能找到这一“误刻”版本，故不敢轻易断言“金台陂”的规模是“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还是“东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燕下都考古发掘所见的“内湖”直径约为 260 米，与“东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的说法正为相符。因此，若从《水经注》版本讹误角度来解释其与考古发现的细微差异，未尝不是一种可能。
经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无论是采用对“陂”字本身意义的解读，还是以《水经注》流传版本的讹误来解释，郦道元所记的“金台陂”及其周围建筑台基都能与燕下都的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若郦氏所记述的“陂”并不单指水塘，还包括与之混为一体的整个被水流湮没的人工塘堤，考虑到战国高台建筑的特殊性，规模庞大的高大土台依旧可以矗立于“金台陂”核心的北侧；而若是郦氏原书记述的“金台陂”规模为“东西六十七步，南北五十步”，那么其便更与考古发现相一致了。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肯定，《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可与考古资料基本对应，郦道元所记“金台”即为历史上的黄金台，这为寻找黄金台的确切位置提供了宝贵线索。在此基础上，再探讨黄金台的确切位置，便十分清晰了。
按照《水经注》所描述的高台基址，金台陂的西北有钓台，金台陂的北侧十余步为金台，金台的北侧有小金台，小金台的北侧是兰马台。而文中“金台”便是燕昭王为郭隗所筑之宫，即黄金台。对照发掘报告《燕下都》的记载，内湖北侧 20 米左右为张公台及Ⅺ号夯土建筑遗迹，其中张公台平面呈方形，边长 40 米，Ⅺ夯土建筑遗迹东西长 80 米、南北宽 40 米，与郦道元所说“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的“金台”相对接近。
在早年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中，曾指出张公台与望景台中间有两片夯土遗迹[16]，在图中张公台和Ⅺ号夯土建筑遗迹的东北方向也标示有几处小规模的夯土建筑遗迹（见图 2）。后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继续勘探，发现此处确有既不相连、又不成形的夯土遗迹。而“内湖”附近所钻探发现的夯土遗迹则很可能是被破坏的“小金台”和“兰马台”，现存于地表的张公台则为郦道元所记载的“钓台”，而战国燕昭王为郭隗所建的“黄金台”便处于今张公台东侧，在北魏时已经“栋堵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访”。因此，战国时期燕昭王为郭隗所筑之宫，即黄金台的位置应当在今燕下都遗址张公台东侧。
通过对比各方文献和考古材料，在各地所见“黄金台”中，最可能为燕昭王所筑黄金台旧址的，便是《水经注》中所记载的“金台”，且其能与燕下都考古发现相吻合。因此可以肯定，张公台附近的地下夯土台基即为历史上的黄金台，而其他各处的“黄金台”及其传说，皆为后世因追慕先贤而筑或因年代久远而讹传。
五、结语
综上所述，黄金台为战国中期燕昭王为郭隗所筑之宫，选址于燕下都的宫殿区内，而其他各地所见的“黄金台”，皆为后世所筑或讹传所致，皆非黄金台旧址。由于年代久远，黄金台宫殿的原貌在北魏时便已不复，郦道元也仅能凭借其基构寻访记述。北魏以后，黄金台又经历代损毁，至明人钟芳再次探访时，已是“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因此，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已无地上踪迹，早已被淹没在了地表之下。黄金台代表着燕昭王重视人才的宝贵品质和励精图治的远大胸怀，其文化内涵与精神象征历代流传，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成为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对于“黄金台”原址的推测、考察乃至于争论，也都是源自于对黄金台文化的热爱和推崇。尽管距今两千余年，黄金台早已被深埋于地下，但其精神与文化却成为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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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艾虹（1989-），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与古代物质文化。
（责任编辑张春生）
图/文：源于《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05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若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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